加重詐欺與組織犯罪強制工作之競合—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大字第2306號刑事大法庭裁定(法觀人月刊第252期)

2020年2月13日由大法庭作出「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大字第

2306刑事大法庭裁定」,並採取限制肯定說認為:行為人以一行為觸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参與犯罪組織罪，及刑法第339條之4第1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而為科刑時，於有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，且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内，由法院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，一併宣告刑前強制工作。

最高法院 108 年台上字第 2306 號刑事判決

關於本件被告被訴加重詐欺取財等罪案件，本庭評議後，認為本件擬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，即「被告以一行為觸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，及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，如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者，則無須依較輕之參與犯罪組織罪所適用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3 項規定，一併宣告刑前強制工作」，與本院其他刑事庭先前裁判所採法律見解歧異（積極歧異），經本庭依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2 第2 項所規定之徵詢程序，向本院其他各刑事庭徵詢後，仍有不同之見解，乃以108 年度台聲字第143 號裁定向本院刑事大法庭提案，請求統一法律見解，經本院刑事大法庭於109 年2 月13日以108 年度台上大字第2306號裁定主文宣示：「行為人以一行為觸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條第1 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，及刑法第339 條之4 第 1項第2 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而為科刑時，於有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，且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，由法院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3 項規定，一併宣告刑前強制工作」，並於裁定理由內說明：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，既列在刑法總則編第七章「數罪併罰」內，且法文稱「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」，則依體系及文義解釋，可知行為人所犯數罪係成立實質競合，自應對行為人所犯各罪，均予評價，始屬適當。此與法規競合僅選擇其中最適宜之罪名，為實質上一罪，明顯有別。換言之，想像競合犯本質上為數罪，各罪所規定之刑罰、沒收及保安處分等相關法律效果，自應一併適用，否則將導致成立數罪之想像競合與成立一罪之法規競合，二者法律效果無分軒輊之失衡情形，尚非立法者於制定刑法第55條時，所作之價值判斷及所欲實現之目的。而刑罰評價對象，乃行為本身；想像競合犯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，為避免對同一行為過度及重複評價，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「從一重處斷」。又刑法第33條及第35條僅就刑罰之主刑，定有輕重比較標準，因此上揭「從一重處斷」，僅限於「主刑」，法院應於較重罪名之法定刑度內，量處適當刑罰。至於輕罪罪名所規定之沒收及保安處分，因非屬「主刑」，故與刑法第55條從一重處斷之規定無關，自得一併宣告。另罪刑法定原則，指法律就個別犯罪之成立要件及法律效果，均應明確規定，俾使人民能事先預知其犯罪行為之處遇。參與犯罪組織罪和加重詐欺取財罪之構成要件與刑罰，均分別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及刑法中，定有明文。行為人以一行為觸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，及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，於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而為科刑時，因所犯輕罪（參與犯罪組織罪) 之刑罰以外之法律效果，即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3 項強制工作之規定，並未被重罪所吸收，仍應一併適用。因此，上開對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，在文義射程範圍內，依體系及目的性解釋方法所為之闡釋，屬法律解釋範疇，並非對同條但書所為擴張解釋或類推適用，亦與不利類推禁止之罪刑法定原則或罪刑明確性原則無違等旨，已就本件前揭擬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歧異予以統一。則本庭就本件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，依法院組織法第51條之10之規定，自應受本院刑事大法庭前揭裁定見解之拘束。